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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乡记

2021-04-22 12:20:08来源:和讯财经

生活小康之后,春节的意义就不再限于吃了。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们,更不知道对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,春节是一个比赛吃喝的节日。但是,不管年味如何“惨淡”,有一点是不可更改的,就是早年从农村出来的人,会借春节假期,看看依旧固守在土地上的亲戚朋友、儿时伙伴,寻找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记忆。“东西南北中,祖上种过葱”,现在所有的城里人,都和农村有割不开的联系。所以,“回家”对中国人来说,等于“下乡”,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。

我的老家在哪儿呢?在地图上,可以这么找。出北京,往太原的中点是石家庄,石家庄往太原的半程,在山西省阳泉市,阳泉和石家庄之间的中心就是我的老家——河北省井陉县。井陉县名,取自井陉关。井陉关位于河北省井陉县西面太行山“井陉”之口,古人认为此处四面高平,中部低下如井,因称井陉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称“井陉”为天下九塞之一。“陉”,音形,山脉断裂之处,“太行八陉”古已有之,是从华北大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必经之地,井陉即为“太行八陉”之第五陉,石太铁路也是经此穿越太行山脉,爬上黄土高原的。

让井陉这个地方留名于世的是韩信的背水之战。

公元前204年,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和张耳攻打赵国。赵国统帅陈余,率领20万兵马,集结在井陉口迎战。赵国谋士李左车献计给陈余,说:“韩信善用兵,这次来,一路上又打了不少胜仗。士气旺盛,难以抵挡。但是,他们长途跋涉,粮草不足,士兵疲惫,马也缺少草料。井陉这个地方,山路崎岖,车马难以通行。因此,我有个主意,派三万兵从小路截断他的粮车。我们再挖深沟,垒高墙,固守营寨,不与他们正面硬拼。这样,他们前不能战,后不得退,用不了十天,就可以活捉韩信。”

李左说得条条在理,可陈余是个书呆子,不听从他的意见,说:“我读过兵法战策。兵法上说,兵力大敌人十倍,可以围歼敌人;兵力比敌人大一倍,可以和敌人对阵。现在,汉军号称几万人,其实不过数千,况且远道而来,疲靡不堪。我们的优势是压倒性的,难道还不能把他们消灭掉吗?如果我们避而不战,别人会讥笑我胆小。”

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的正确意见。韩信知道了,大喜。于是,韩信把兵马驻扎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。到了后半夜,韩信又派出2000名轻骑兵,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,从小路绕到赵营的侧后方,埋伏起来。然后,韩信再派10000人马作先头部队,沿着河岸摆开阵势。

陈余探知韩信沿河布阵,哈哈大笑,说:“韩信空有虚名!背水而战,不留后路,找死啊!”

天亮了。韩信带领后队兵马,打出帅旗,大张旗鼓地向井陉口杀来,赵军立即迎战。交战后,汉军假装败退,抛掉旗鼓,向河岸阵地退去。陈余不知是计,拼命追击。这时,韩信埋伏的2000轻骑兵,见赵军倾城出击,立即杀入赵营,拔掉了赵军旗子,换上了汉军的旗子。

赵军追得汉军退到了背靠汉水的阵地上。汉军无路再退,于是,他们返转过身,一个个拼死而战。赵军久战不能获胜,士气开始低落。当他们又忽然发现自己背后的营垒,都插上了汉军的红旗时,军心顿时大乱,纷纷四处溃逃。

于是,汉军乘机前后夹攻,大胜赵军。他们杀了陈余,活捉了赵王。这就是著名的“背水之战”。“陷之死地而后生,置之死地而后存”,也出自这一战役。

正月初三(1月31号),我们分两路回老家。一路是我一个人,自西向东;另一路是我哥哥和嫂子,自东往西。我们都各自走一段高速路,在中心点处下高速,再沿乡村公路走大约10公里,就到了我的老家。我从山西阳泉坐汽车,沿太旧高速东行,在井陉境内的高速出口秀林下车。因为汽车是开往石家庄的,我只能半途下车,走出高速路,步行回家。另一路,我哥哥和嫂子开车从石家庄西行,在同一出口下高速。所以,我一边走,一边等车,我的“希望在后头”。

我是可以立等的,可站在1月的冷风里,时间长了,也很难忍。我就一直往前走,间或慢跑200、300米,跑跑停停。路上,几无行人,偶尔有摩托车、拖拉机掠过,车上的人都捂得严严实实,但无一例外的是,这些人对我在马路上跑步不太理解。车走远了,还会回头看上一眼,就像好色的男人在大街上遇见美女一样,留连忘去。

这条路,小时候走过多次。那时是沙石路,路边有成行的、高大的杨树护卫,踩着碎石和细沙,听着窸窸嗦嗦的脚步声,走在树木夹峙的山间大路上,放在现代人的眼光里,是一种独有的乡村风景。然而,时过境迁,一切不再。现在的路是1996年重修的水泥路。那一年,这里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,河道两边的道路几乎全被冲毁。灾后,县里集资重修了道路。刚刚整修之后的道路,平整、清洁,弯路取直了,原来道路两边的树木,全无踪迹。一眼望去,平展展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,消失在远处山脚的背后,果然是“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奔向前方”。

可是,没几年,这条路就凸凹不平、肮脏不堪了。原因很简单,井陉县境紧邻山西,公路运输的晋煤出了娘子关的第一站,就是井陉。道路两边密布着规模不等的煤厂。所谓煤厂,不过是一块平整之后的空地,堆积着大小不一的煤山,一间简陋的小屋,一条狗——小屋晚上有人住,和狗一起防止偷盗。那些重载的运煤卡车,碾过平整的水泥路面,就像擀面杖压面一样,车过之后,留下一绺一绺的“波涛”,几年下来,这条路就面目全非了。加之,运煤车没有任何遮盖,在颠簸不平的道路上行驶,一路抛撒,和播种机差不多。两边的煤厂也一样地迎风“飘扬”,道路两边的环境状况也就可以设想了。好在现在是冬歇期,没有运煤车,煤厂也都关门休息了。

转过一道山梁,我哥哥的汽车追了上来,周围的“风景”关在窗外,不过15分钟,就到了“最老的家”——井陉县西部山区、一个有2000余人口的大村庄。这个村子处在三条道路交汇的要点,往来的人流、货物较多,村口、路边多有一些门面,或是卖烧饼、油条、鸡蛋汤,或是家庭旅店,可以饭饱睡足的,有刹猪、宰羊的肉铺,也有医疗头疼脑热的乡村医院,更多的是五脏俱全的“麻雀店”,什么都卖,可是,在城里人看来,什么东西都不堪用。

回老家,我们总在姑姑家里吃饭,这次也不例外。姑父家院子不大,典型的北方农家院落。果树两棵,鸡舍俨然,枯藤爬满了院墙,猪圈在距离院门十步不到的地方。正面北房五间,是拱券结构的砖房,开阔明亮。东西各有三间厢房相连,院子的南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,夏天作厨房,冬天就堆放一些杂物。姑父一直是村子里的医生,经济条件较好,房间里有自己安装的暖气。我用手摸了一下,烫手,可是,室内的温度还是不高,大约是房间的密闭性较差所致。

手忙脚乱一阵之后,摆开桌椅,吃饭。在这种身体被寒冷压缩的地方,酒是受欢迎的。我本不喝酒,也随性开灌,不知不觉喝了最近几年最大量的酒,不过,并没有晕眩的反应,在酒精的作用下,身上有了暖意,微醉而舒展。吃饭期间,间或有人来,或是抓药的,或是打针。

饭后,到三叔家去。三叔和姑姑在同一个村子,只不过一个在河西,一个在河东,一个在村北边,一个在村南头,是一个横穿村庄的大对角。走过小时候我们称为大街的巷子,很多房子重新盖了,面貌一新,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样子,也不知道这些房子的主人姓甚名谁。街面上铺了水泥路,和城里的街道一样平整,只是觉得街道那么狭窄,房子那么低矮,有点大人物走进小人国一样的感觉,也像姚明的体量走进了普通人的空间,有些局促,曾经漫长的街道,转眼就到了尽头。

三叔的屋子中间有一个火炉,炉火烧得通红,水的热气弥漫在整个房间,热气腾腾的。这间房子有20年了,墙壁上有斑驳,也有烟熏火烤的痕迹,黑魆魆的,像山水画中的云雾。在三叔家的床上,坐着三个邻居,一男两女,其中一对是夫妻。那个男的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,他比我小,我在乡下的时候,一起玩儿大的。细说起来,我们之间还有亲戚关系——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乡土中国,大家经年累月生活在半径很小的范围内,祖祖辈辈没有变动,人与人、家族与家族总有分不清、道不明的缘分,这种缘分有时是血缘,有时是情缘,有时是乡缘,有时兼而有之。

他上学晚我一年。他的妻子我不认识,她也不认识我,或许她间接地听说过我们兄弟的“传奇故事”,因为,在乡下人看来,能够念书而后在京城混饭,和古代中了状元一样令人羡慕。要是再坐飞机跨海出国,可就真了不得啦,提起名字,方圆百里的人都叫得响得。我没那么威风,可是,在我们那一片,名声远播的范围肯定超出了北京城四环以内的面积。

他的妻子衣着很厚,鼓鼓囊囊的,说不上是什么样式,保暖而已,和《秋菊打官司》中的巩俐一个样子。她的年龄约在30出头,可是,仅从面相看,或者说在我看,已经远在40以外了。岁月如刀,对生活在农村的女人尤其锋利。日落而刀起,月过而留痕,一个青春曼妙的女孩,真正的花样年华是不会超过5年的。她和我以及我嫂子不熟悉,话也不多,只是安静地听着,另一个女人更不知道来历,陌生得很,没有一句话。

三婶端出一个盘子,满满荡荡,下面是瓜子、花生,上面浮着几块糖。这个时候,来了一位客人,是长我3、4岁的一位老乡,就住在三叔房子的前面一排。人过中年了,更是沧桑,记忆中的他还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年轻人,开着拖拉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奔。可是,站在眼前的,却是“相当相当”持重的老男人了。

他挨着火炉,坐在一个板凳上,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我了。我说:我差不多每年都回来,只是时间短,错过了,谁也见不到谁。他也说我的口音变了——其实,我倒不是忘了方言,只是用方言准确说出我的想法,有难度了。所以,言谈之间,我说的是“双语”,说到村子里的人、事、物和以前的经历,就是土语;要是说城里和北京的事儿,就说普通话。

乡下的日子,我实实在在经历过;现在他们能有怎样的改变,我也能体会。所以记录这次回乡,是写给我女儿的,也是写给所有生活在大都市的孩子们的——他们和8亿农民生活在同一个国家,却是“二元”生活,不能说一边是海水,一边是火焰,可是,两者之间的分别之大,却超出了想象的极限。

他家4口人,一儿一女。女儿在廊坊师范学院学习,一年的开支包括学费和生活费约在10000元上下,他们三口人一年花费5000元左右。这是大概的支出,不包括生病和医疗,也不包含接济老人。收入有两块,土地解决吃饭,开拖拉机搞运输是唯一的经济来源。

说起种地,低我一班的老乡说:现在,谁种地啊,我这么大的,除了我,没有人种了,种地(钱)不够花。我们粗算了一下,水地种小麦,亩产往高了说能到800斤,麦子的价格在0.7元,一亩地的总收入是560元;成本包括水电和化肥。一季小麦要浇四次水,头年冬天播种之后,浇冻水;开春到收割之前,再浇三次水。每一次浇水,一亩地2个小时,水电一起20元钱,合计80多元;施肥两袋,一袋磷肥,一袋碳铵,也要60多元。这样算下来,一亩地最多能有400元的收成。他们家的水地不到2亩(一个人6分),麦子一季,满打满算纯收入不到1000元钱,而这是一个精壮劳力6个月的所得,平均下来,一个月150多元,再摊到三个人头上的话,也就是50多元。

小麦看上去是收入,其实,是“毛收入”,不能算钱的——因为,那是他们的口粮,要是把小麦出售了,他们还是要去买粮食,所以,土地的收入只有秋季的玉米。玉米产量大,亩产可到1000到1100斤,市场价0.52元,一亩地的毛收入是520元。成本也是水电和化肥,水电费略低于小麦,约60元,化肥也要60多元,两项加起来120元。收支相抵一亩地净收入在400元上下。他们家有4亩地,收入1600元——这是风调雨顺的年景,但遇到风暴和冰雹,这些钱就吹走了。

家庭的经济支柱是拖拉机,可是,近年来,柴油价格涨得猛,跑运输的人多,竞争也很激烈,不好干。也没有固定的客户,常常是干两天,歇一天的,很不稳定,总算下来,一年大概能挣4,5千元。除此而外,就没有来钱的路了。

这次回家,大哥一家是从上海飞到石家庄的。一张机票1100元,三口花了3300元,听到这个数字,坐在屋子里的人齐声说:奶奶呀——这是土话,是表达吃惊的最高级别的感叹了,相当于新新人类的“哇赛”。我问他去过北京吗?他说,没有。他说去过廊坊,送女儿上学。送到就赶紧回来,不敢多耽搁,怕花费,也怕耽误家里挣钱。我曾说过中国的旅游市场,是固定的人群在巡游,要是空间、时间不错开的话,这些人每年总有几次重逢的机会并成了老朋友了。听了老乡的话,验证我所言不虚。

我问他,村里是不是有搞建筑爆发的——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,我们村集体就有建筑队,承包外面的工程。他认真想了想,摇头。他说,也有几个人干得稍微好一些,可要算是发了大财,肯定不行,也就是比他们更宽裕一些罢了。期间提到我大哥做股票市场的工作,这位老乡给其他人解释说:股市就是一个赌场,不过,这个赌场是国家开的,是公家的买卖,你自己开是不允许的——吴敬琏先生2000年就这么说,农民兄弟也这么认为。

中国的问题千条万端,但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。100年前如此,100年后的今天依然未变。本文所记只是个人经验,也限于中国北方太行山区的一个村庄,并不代表广大中国的其他地域。然而,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,就是1840年以来,中国农民所面对的资源和环境,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形态,都没有显著的变化,在这个意义上,本文所记也可以映照到更大的范围内,而不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山坳。

结束本文的时候,插入一段歌词——这个歌词是2001年,为罗大佑的《亚细亚的孤儿》重配的,没想到今天可用。有兴趣的人,可以先听曲子,再看歌词。有心的人,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,再看歌词。

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

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

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

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

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

谁和我一起玩平等的游戏

曾经的剪刀依然那么锋利

亲爱的祖国,我忍不住哭泣

多少人追寻逃脱贫困的藩篱

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息

多少人的眼泪,为自己的儿女抹去

亲爱的祖国,这是什么道理

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

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

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

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

多少人追寻逃脱贫困的藩篱

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息

多少人的眼泪,为自己的儿女抹去

亲爱的祖国,这是什么真理

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

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

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

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

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

……

(责任编辑:李莹 HN016)